回郭镇分局局.长叫什么,巩义回郭镇大桥顺利通车了

宪兵总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长唐纵都被老蒋叫去臭骂了一顿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、代局长俞叔平亦被记过处分，其实在民国乱世，无论是军警宪特哪一方互相打起来，后台硬不硬才是最硬的道理。金都血案发生时，正是CC系的“司法专家”俞叔平从上海警察局副局长晋升代理局长期间，其地位和势力远不如黄埔一期的宣铁吾，所以警察们的后台不硬，而早在宣铁吾刚回上海时，警察那是敢跟军统特务拔枪对峙的。

在民国时期，国军营长与警察分局局长两边发生冲突，谁能打赢？

抗战胜利以后，隶属于南京宪兵总司令部的宪兵第23团1000余人进驻上海，理论上说，宪兵的职责是纠察不守军纪的现役军人，但是由于南京政府乱糟糟的军警宪特系统。互相权限界定模糊不清，所以宪兵街面上什么事都插一杠子，遂与警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日本投降不到一年的1946年8月7日，宪兵23团的一个排长腾久烈带着手下，就因为抓“黄牛党”跟警察发生冲突，当场围殴重伤两名警察胡山昆和马茂良。

这就是上海海防路527号芷江大戏院的军警火拼流血事件，网络上流传宪兵直接开枪打死警察的说法是不真实的，真要是两人丧命，那这事就不可收拾了。事后腾久烈遭禁闭，而宪兵司令部也立即将两名受伤警察送医，总算事情没有闹大，但是这次事件的后遗症在于，宪兵们感觉打赢了，从此更加不把警察放在眼里，而警察们则憋着一口气，也总想逮个机会把面儿找回来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1947年7月27日晚，在福煦路和同孚路交界处金都大戏院的门口，三个很牛叉的观众（政府官员）拿着两张票要进去看电影，查票的不让，引发口角造成戏院大门拥堵，后面的观众一时也无法入场。附近值勤的新成分局一个新警员叫卢运亨的，闻讯过来维持秩序，小卢同学的意思，是让那三位先进去然后补票，免得后面观众都堆在那，查票的那哥们还挺拗，说啥也不同意，争吵声越来越大，引来了巡街的三名宪兵。

领头的是宪兵23团三营八连的中尉排长李豫泰，他跟查票的很熟悉，平常没少收人家烟啊火的，所以上来就偏向查票员张镛根，警察小卢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斥责宪兵越权干涉民事纠纷，结果被李豫泰等三人一顿胖揍，还给关进了戏院楼上的一个小黑屋。这下更乱套了，事情从小闹大，看热闹的越来越多，直接造成街面上交通堵塞，新成分局值勤警长郑宽接警到场，眼见卢运亨被宪兵揍完拖上了楼，当时楞是没敢上前。

怎么办？搬救兵呗，于是郑宽撒丫子跑回新成分局求援，偏巧值班的还有几个是卢运亨在警察训练所的同学，于是呼朋唤友，20多个年轻警察赶到现场，不仅救出了遍体遴伤的同事小卢，还把肇事的三个宪兵堵在了楼上。李豫泰并没有敢第一时间开火，带着俩宪兵躲进了戏院会计室，关紧铁门死活不肯出来，而警察们一时也无法破门而入，因为会计室那是放钱的地方，铁门甚是结实。

更重要的是会计室里面有电话！于是李中尉立马打电话给宪兵团部，声称警察干涉公务并且殴打宪兵，要求派兵增援。于是宪兵23团三营派出两个上尉连长，率两卡车武装宪兵（这得有两个排的兵力了）从康定路团部紧急出动，迅速赶到现场。这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，到达后即封锁四面路口，同时抢占有利地形，甚至在制高点上架起了轻机枪，对正在包围金都大戏院的警察实施了“反包围”。

警察们开始没有怂，冲着宪兵增援部队齐声怒吼：“宪兵打人，交出凶手”！一般情况下，尽管是军警对峙，哪一方也不敢随便开枪的，都知道后果严重。不料在此紧张时刻出现了一点点意外，被堵在会计室里的李豫泰眼见警察就要破门，又闻听援兵已经到达，为震慑对方从而不吃眼前亏，突然鸣枪示警。这一枪是朝着窗外的天上开的，在夜空中非常刺耳，一下子让双方紧绷的神经崩溃了。

宪兵23团第八连连长王廷鋆上尉是浙江奉化人，虽然只有31岁，但是依仗是老蒋的老乡，脾气却火爆的很，眼见警察们群情激愤不依不饶，又错把李豫泰的枪声当作警察先射击的信号，当场下令所部宪兵开火。于是在机枪和冲锋枪的扫射下，警察立马倒下一片，而被堵在楼上的李豫泰听闻援兵到达，也冲出来“里应外合”，警察们没想到宪兵真敢开枪，也没有几个带武器的，登时作鸟兽散。

在警察逃跑冲过封锁线的时间段，宪兵再次开枪拦截，也就是前后两轮射击，最终战果如下：李光正、张功、周金琦、翟少武、杨祖大、徐凤魁和史文标等七名警察被当场射杀，另有五名警察和七名无辜路人受伤，而宪兵仅一人因跌倒而轻伤，这就是轰动民国的上海滩“金都血案”。本次军警火拼中，上海警察局新成分局完败，毕竟对手装备精良训练有素，这还只是装备轻武器的宪兵呢，如果是有重武器的野战部队，那警察非得被“全歼”不可。

“金都血案”消息一经传出，舆论哗然，在我地下党“警委”的组织下，上海20000多名警察举行“罢岗”运动，自7月28日上午10时起，上海市警察局的黄浦、老闸、新成、嵩山、卢湾等分局，所有交警与巡警全部罢岗，上海市区立刻陷于瘫痪，交通阻塞，车祸频频。南京闻报，急派国防部、内政部警察总署、宪兵司令部的要员来沪调查，不久还将宪兵23团全部调离上海，另派宪兵独立第三营进驻。

最终事件的处理结果是：新成、黄浦、老闸三个警察分局局长革职“待究”，宪兵23团的团长和主要涉事的三营营长被撤职降级，宪兵23团三营八连上等兵罗国新判处死刑押赴南京执行枪决，另外四名宪兵士官和士兵被判共同杀人，分处15年或8年有期徒刑。引发血案的宪兵中尉排长李豫泰、八连上等兵吴伯良，判共同伤害人身体，各处有期徒刑2年，其他宪兵官兵则无罪开释。

宪兵总司令张镇和警察总署长唐纵都被老蒋叫去臭骂了一顿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、代局长俞叔平亦被记过处分，其实在民国乱世，无论是军警宪特哪一方互相打起来，后台硬不硬才是最硬的道理。金都血案发生时，正是CC系的“司法专家”俞叔平从上海警察局副局长晋升代理局长期间，其地位和势力远不如黄埔一期的宣铁吾，所以警察们的后台不硬，而早在宣铁吾刚回上海时，警察那是敢跟军统特务拔枪对峙的。

所以讨论警察分局和正规军一个营哪边武力更强的问题，其实是挺复杂的，武器优良的几百名正规军（宪兵营约400来人），也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敢冲几百个警察开火的，必须得知道事情闹大了的后果，也得明白自己的后台是谁，否则就得吃不了兜着走。金都血案全部审结已经是1947年12月底，考虑到上海军警剑拔弩张的矛盾，以及在解放前夕准备疯狂进行镇压的的险恶用心，1948年初军统大特务毛森走马上任，就职上海警察局长。